《世嘉人类》匈奴文明展现心得

民族英雄郑成功
中国是拥有5000年历史的古老大国。曾经繁荣昌盛,可是到了明朝末年，帝国主义国家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开始了对中国的卑鄙侵略。台湾就是其中一个被侵略的地区。1624年荷兰侵略者占领了台湾，从此开始了对台湾长达38年的统治。当时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的时期，明朝的军队正忙于与清兵交战，根本无暇顾及台湾的被侵略。

郑成功是福建石井镇人，其父亲曾被赐予皇姓“朱”，因此被称为“国姓爷”。在明朝失势后，因不满清朝政府的压迫，他投笔从戎，开始与清朝对抗。

当时郑成功收复台湾，不仅仅是为了让荷兰人知道中国人是有血性的，也为了能在失势后退到台湾去建立一个更好的抗清基地。但是无论如何，我这位老乡的壮举确实是给了侵略者一个有力的打击，捍卫了我们祖国的尊严。其实我们作为中国人都应该像他那样：为了我们的祖国，我们应该去为她奋斗，在她遇到危险时，我们应当去保卫她，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去维护她的尊严。
郑成功的故事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他的精神永垂不朽，我们应该有郑成功那样的爱国精神。虽然现在是和平年代，我们不用去献出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应拥有这样的爱国精神，捍卫自己国家的荣誉，为祖国争光，让我们可以更加骄傲自豪地向全世界人民宣布：“我是中国人！”

最佳答案
立春风俗

东郊迎春

立春日迎春，是中华先民于立春日进行的一项重要活动，是从天子到庶民都要参加的一项活动。在周代，立春时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去东郊迎春，祈求丰收。回来之后，要赏赐群臣，布德和令以施惠兆民。这种活动必然影响到庶民，使之成为后来世世代代的全民的迎春活动。古时的迎春活动，开始时在东郊，因为迎春活动中祭拜的句芒神是东方之神。后来，迎春活动的地点就不止是在东郊了，宫廷内、府衙门前等地都有迎春的活动，活动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在宋代，"立春日，宰臣以下，入朝称贺"（宋吴自牧《梦粱录》），这种立春的贺节，也是一种迎春活动。在清代，还有所谓"拜春"的习俗："立春日为春朝，士庶交相庆贺，谓之'拜春'。粉为丸，祀神供先，其仪亚于岁朝，埒于冬至"（清顾禄《清嘉录》"拜春"）。这种"拜春"的活动，与元旦的"拜年"相似，也是迎春活动的一种。迎春仪式，又称行春。

春帖子

又称春帖、春端帖、春端帖子。这是一种在"立春"日剪帖在宫中门帐上的书有诗句的帖子。诗体近于宫词，多为绝句，文字工丽，内容大都是歌功颂德的，或者寓规谏之意。 "立春"日贴春帖、作春帖词，在宋代很盛行。

春牛

立春日劝农春耕的象征性的牛。泥捏纸粘而成，也叫“土牛”。立春日天子率群臣东郊迎春，鞭春牛以示劝农耕，士民都出城围观。

咬春

立春日吃春饼称为“咬春”。民间在立春这一天要吃一些春天的新鲜蔬菜，既为防病，又有迎接新春的意味。唐《四时宝镜》记载："立春，食芦、春饼、生菜，号'菜盘'。"可见唐代人已经开始试春盘、吃春饼了。所谓春饼，又叫荷叶饼，其实是一种烫面薄饼--用两小块水面，中间抹油，擀成薄饼，烙熟后可揭成两张。春饼是用来卷菜吃的，菜包括熟菜和炒菜。昔日，吃春饼时讲究到盒子铺去叫“苏盘”(又称盒子菜)。盒子铺就是酱肉铺，店家派人送菜到家。盒子里分格码放熏大肚、松仁小肚、炉肉(一种挂炉烤猪肉)、清酱肉、熏肘子、酱肘子、酱口条、熏鸡、酱鸭等，吃时需改刀切成细丝，另配几种家常炒菜(通常为肉丝炒韭芽、肉丝炒菠菜、醋烹绿豆芽、素炒粉丝，摊鸡蛋等，若有刚上市的“野鸡脖韭菜”炒瘦肉丝，再配以摊鸡蛋，更是鲜香爽口)，一起卷进春饼里吃。
中国传统民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中华民族特有的自然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制约下孕育、发生并传承的，因而中国传统民俗既有人类民俗的共性，又有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独特个性。分析和揭示中国传统民俗的基本特点是民俗文化研究的应有之举，其与各类具体事象的描述应是深入研究中国民俗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遗憾的是，近年来综合性的论述一直比较沉寂。本文意在引起人们对这方面研究的重视。综合考察中国民俗的传承、演变过程，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表现得十分明显。

一、原始信仰长期留存

原始信仰习俗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长期传承和流行，是中国传统民俗的一大特点。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巫术、占卜、祈禳、祭祀、禁忌等习俗不但在人们的信仰活动中集中地表现出来，而且贯穿于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不必花费笔墨去叙述形形色色、纷繁复杂的巫术、祭祀仪式，只要看看人们日常生活中渗透的信仰习俗，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如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春祈、秋报、求雨、禳灾、用占卜来预测气候和年成，以及围绕农事而形成一系列的禁忌等，长期以来一直是农业生产的传统习俗。《左传》记载：“社稷二祀，……自夏以上祀之。”[1] 《汉书·郊祀志》也记载：“郊祀社稷，所从来尚矣。”[2]可见， 对土地神和谷神的祭祀，早在不可确知的上古时代就很流行了。其后，农业生产的整个过程，始终伴随着一系列的信仰习俗，据《礼记·月令》的记载，一年中除十一、十二月外，十个月都有“祈谷”、“命民社”、“祈来年”等固定的祭祀农业诸神的活动，实际上，许多农事节日就是由此形成的。此类农事信仰习俗在后世堪称长盛不衰，时至今日也远没有绝迹。就猎、牧、渔、林、交通、运输、贸易等行业及各项手工业而言，举行某些巫术性仪式，祭祀有关的神灵，恪守
一定的禁忌等，也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在衣食住行中，原始信仰习俗也常有反映。如造房建坟便与堪舆术紧紧连在一起，请阴阳先生看风水选宅地，是动工前的第一步。从破土开工到建成进宅，每个重要环节都要选择吉日良辰，整个过程有着一系列的巫术、祭祀、禁忌活动。其中，上梁仪式尤为隆重，梁上要贴“上梁大吉”、“姜太公在此”等红纸条幅；工匠登高时要唱《上梁文》，然后在梁上将馒头、散钱等抛下，以驱煞、镇鬼；有时还要在正檐下挂一面铜镜，用来照射妖邪。凡此种种，不一而述。我们从殷墟甲骨文中的“卜居”记载，《尚书》中《召诰》、《洛诰》两篇所述周成王选都洛邑时的龟卜过程，敦煌文书中保留的《建宅文》[3]、《镇宅文》，[4 ]以及后世层出不穷的风水图书中可以看出， 营造活动中的原始信仰是源远流长，绵绵不断的。

中国的传统服饰，按礼制的规定，必须与一定的信仰活动相适应，故有所谓的“祭服”。此外，民间还流行许许多多用以避邪的衣服和饰品，如五毒背心、五香布袋、辟邪鞋饰、玉佩、护身符等。饮食生活中，船家食鱼忌翻身，不称“箸”而称“筷”；河南人做饭忌说“少”、“没”、“光”、“烂”、“完了”、“不够”等词语；东北人包饺子忌不捏褶，因为捏光边象“和尚头”，不吉利，而且包成的饺子忌摆成圈，必须摆得横竖成行，才能财路通达，这些禁忌习俗都是我们常闻常见的。事实上，饮食中的原始信仰很早就盛行了，如汉代便有“俗说：雷鸣不得作酱，雷已发声作酱，令人腹内雷鸣。”“俗说：腊正旦食得菟髌者，名之日幸，赏以寒酒。幸者，善样，令人吉利也。”之类的记载[5]。又据《山海经》的记载：“招摇之山……有木焉， 其状如谷而黑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①gǔ，佩之不迷。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②＠②（猩猩），食之善走。”“扭阳之山……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谣，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孙。”“柢山……有鱼焉，其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③下，其音如留牛，其名曰＠④，冬死而夏生，食之无肿疾。”[6]这种食用、 佩戴某种东西
就可以取得某种实际效用的观念正是模拟巫术的观念，而后世盛行的吃什么补什么的说法，如以“吃了熊心豹子胆”来形容别人胆大妄为，显然与之一脉相承。至于喝了中药，将药渣倒在大路上的习俗，很明显与接触巫术有关。

遇到出行、聚会等家庭或社会活动时，人们也常以卜筮、圆梦、求签、测字等方式来预测吉凶，决定行止。《墨子》中所记：“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7] 即丛辰占法预测出行吉凶之一例。在民间，甚至连洗头、制衣也都有种种趋吉避凶的习俗。如《论衡》中记载：“《沐书》曰：子日沐，令人爱之；卯日沐，令人白头。……裁衣有书，书有吉凶，凶日制衣则有祸，吉日则有福。”[8]此外，各种前兆迷信在民间也盛行不衰。 《尚书·牧誓》中“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化鸡之晨，惟家之索。”的记载表明，早在周代之前，人们已笃信雌鸡报晨是家道衰败的前兆。《左传》中也有不少日食预兆灾变的记载。《山海经》中记载的前兆迷信尤多，如“长右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禺而四耳，其名长右，其音如吟，见则郡县大水。”[9]“剡山……有兽焉，其状如彘而人面，黄身而赤尾， 其名曰合窳，其音如婴儿。……见则天下大水。”[10]传至后世，流行于各地的前兆迷信，诸如“乌鸦叫凶，喜鹊叫吉”、“猫头鹰叫孝”、“左眼跳福，右眼跳祸”、“鸡上屋兆凶”、“喷嚏兆灾”、“灯花兆喜”等，都是我们熟知的。

在民间社会生活中，祭祀祖先和村社保护神一直是家族、村落的重大事务，而社交往来时，以某种信仰仪式或赌咒发誓来互相约束、取信，也是人们经常采用的方式。在人生仪礼中，原始信仰渗透得尤深。如围绕生育，就有五花八门的生殖崇拜、祈求子息的习俗和产妇、产房禁忌，以及一系列为婴儿祈福的仪式。结婚迎亲时，也有许多巫术活动，撒谷豆攘三煞至少在西汉时就已流行[11]，以弓箭镇邪，悬铜镜驱崇等，早在唐宋文献中已有记载[12]。丧葬因与鬼魂观念和祖先崇拜联系在一起，信仰活动更是形式繁复，名目众多。从山顶洞人在尸骨上撒赤铁矿粉到《仪礼·士丧礼》中的有关记载，各种丧葬信仰习俗不断地发展演变，长期延续。

再从中国的传统节日看，也大多源于上古祭祀，尽管不少节日在后世的演变中，或融合成多重内容的综合节日，或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但祭祀的内容仍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除各种岁时农事节俗外，还要分别祭祀青帝句芒、赤帝祝融、白帝蓐收、黑帝玄冥；中元节、冬至、除夕，都有祭祀祖先的仪式。

原始信仰习俗在传承中始终表现出浓重的神秘性，人们觉得这些习俗是不可捉摸和无法解释的，在神秘莫测的气氛中产生的恐惧、敬畏心理便导致了盲目信从的民俗行为。这与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民俗深受宗教影响的状况，形成了明显的差异。

原始信仰习俗在中国长期延续有其多重原因。

其一，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孕育和发展的，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一脉相承，从未中断。这种联绵不断的文化体系决定了中国民俗文化的传递途径是畅通无阻的，而因地理环境等因素造成的那种较为保守的文化性格又使古老的风俗在传承中不会轻易改变。因此，作为原始民俗主体的原始信仰能够在后世大量保留和长期传承。

其二，由农业经济和宗法社会中发生的中国文化是以务实精神以及对现实生活、世间关系的注重为特征的，因而原始信仰始终未能发展成为一种全民信奉的宗教。如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不但未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国教”，而且本身就渗透了古老的巫术、祭祀成分。至于一些外来的宗教，如佛教，也只能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的制约下生存，无法取代原有的信仰习俗。

其三，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并不平衡，当汉族地区已进入封建社会时，许多少数民族还处在氏族部落制或更原始的社会阶段，因而原始信仰习俗在各少数民族中是大量存在的。当某些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或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时，也必然会带来许多原始信仰习俗，如辽、金、元、清政权的建立便带来了北方民族萨满跳神的习俗。

中国传统民俗的这一特点提醒我们，在研究中不能不考虑到原始信仰的多方面影响，即使研究外来宗教也应重视外来宗教与本土原始信仰的冲突、融合所发生的诸多变化。

二、宗法观念影响深远

诚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宗法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依托的社会结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虽发生过种种变迁，但以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制度及其遗存和变种却长期保留着。这种以宗法为特征的社会结构定势，对民间风俗产生了长期的、重大的影响。

从传统的社会心理看，人们对血缘关系的高度重视，明显地反映出宗法观念的影响。研究民俗的学者都注意到，中国的亲属称谓系统十分繁复精细，它不仅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一样，纵向地区分上下辈分，而且在父母系、嫡庶出、年长幼等同辈横向方面，也有极其严格细微的规定。如本人上一辈的男性长辈就有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父等，女性长辈就有伯母、婶母、舅母、姑母、姨母等。这种不厌其烦的称谓方式，实际上是由着意强调血缘亲疏和系别的宗法社会派生的。在社会生活中，家庭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相互之间的关系、财产的继承和分配等，正是由称谓表示出来的血缘关系以及由此确立的尊卑、男女、长幼的不同地位而排定的。孔子强调“正名”，要求人们严格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立意也就在此。

从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看，亲属集团乃至村落社区的多种民俗活动大多是围绕血缘关系这一轴心展开的。这一方面人们已谈得很多了，我们不妨从另一方面来看看。唐宋以降，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随着社会文化条件的诸多变化和社交活动的不断扩大，一些人突破了家族和村落的范围，根据自己的信仰、专长、志趣和特殊需要，相互交往，重新组合，形成了一些新的活动群体。如宋代文献中对此类家族、村落之外的民间结社、结会就有颇多记载[13]。应该说，这些游离于家族之外的社会交往和民间组织反映了一种新的人际关系，但是人们还是笃信血缘的力量。异姓朋友常常通过“结义”的方式结成“义兄弟”，宋代的洪迈曾谈到这一现象：“自外入而非正者曰义，义父、义儿、义兄弟、义服之类是也。”[14]元、明时的戏剧、小说多有朋友“结义”的描写，如《单刀会》、《三国演义》就根据刘备、关羽、张飞的史事敷衍出一段“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并在后世成为“异姓兄弟”的楷模。旧时，浙江一带即有男子结拜组成的“十兄弟”，广州地区则有女子结拜组成的“金兰会”。明、清时的民间会党也常常模拟家族形式，以结盟方式入会，师徒间以父子相称，众徒间以兄弟相称。上述现象表明，人们始终认为，通过某种仪式使非血缘
的关系转化为象征性的血缘关系，就能够产生强大的约束力和凝聚力。民间对血缘关系的重视，于此可见一斑。

宗法观念影响下的社会心理的另一重大表现是，数千年来，“孝亲”情感一直在社会观念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民间时时重复做的一件大事是对去世先祖的隆重祭奠和顶礼膜拜，以此祈求祖先保佑后人人丁兴旺，家族昌盛。人们认为其他神灵都不如祖先神尊贵，因而各地都建有祠堂、家庙，各家都奉祀祖先牌位，而定期举行祭祖仪式则是民间最重要的信仰活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人如果不祭祖先，那是没有容足之地的。“孝亲”的另一表现是对在世长辈的绝对顺从和孝敬。在人们心目中，“孝”是一切道德规范的核心和母体，正如《孝经》中说的，“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15]，因此，“百善孝为先”成为社会公认的准则，而“无父无子”、“六亲不认”的人，则为众人所不齿。

由尊祖孝亲又导出一个普遍的心理定势，即极端尊重传统，并因此形成了厚古薄今、因循守成的思想倾向。人们对待古已有之的传统惯制总是抱着谨慎恪守，不敢轻易背弃的态度，在评价事物时，总是以是否符合“古法”，是否传承有绪为标准，提出某种看法时，也总要引述古人、前人之语来加强自己说话的分量，民间长期流传的谚语、俗语常是劝戒他人时的有力法宝。民间三百六十行，各行各业都有自己信奉的“祖师”，都讲究“家法”、“师承”，并有“祖师”创业授艺的神奇传说。如果木匠不标榜“师传绝技”，郎中不炫耀“祖传秘方”，便难以取信他人。

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的影响还通过礼仪制度的形式，在人们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历史上，等级礼制不仅以“三纲五常”的规范作为道德的内涵，而且还以消费品的等级分配作为实质性的内容。历代王朝都用礼制规定社会秩序，人们按照自己的等级身份，而不是财产多寡过着相应的生活，以此保障尊卑贵贱不可逾越的道德信条。以生活用品的使用来看，礼制都作了周详完备的规定，诸如衣冠服饰、房舍家具、车马乘骑、日用杂品等，物无巨细，其种类、形制、质料、样式、色彩等，都有严格的等级差别，甚至小至门钉的数目、腰带的装饰，都有一定的规格，贵贱不能混淆。在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社交往来、婚丧喜庆、吉凶祸福等，也都有一系列的礼仪规定。历代统治者还时常有“正礼俗”的举动，运用法制、哲理、教化等手段，将民间风俗纳入礼制的轨道。在礼制的约束下，人们不能超越自己的身份享用不该享用的物品，做出不合礼仪的举动，于是塑成了循礼蹈规、安分守己的民族性格，形成了拘谨、守成、俭约、古朴的民俗风情。

三、民族和地区间存在明显差别

中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各个民族统一于整个中华民族之中，各民族丰富多采的民俗风情构成了中国民俗的整体。从历史上看，各民族在文化上经历了长期的交流和融合。夏商时代，中原黄河流域是夏族，东部淮河流域是东夷，南方长江流域是三苗，西北黄湟一带是羌族，大漠南北是荤粥，至春秋时期，黄河流域的商周各族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和同化，形成华夏族。秦代，当时的东夷、南蛮、百越、诸戎、笮、＠⑤、夜郎等族皆统一于秦王朝，其后，匈奴、乌孙、东胡、肃慎、扶余等族又逐渐统一于汉王朝。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与汉族杂处，于是出现了大规模的融合和同化。唐代，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得到加强和巩固，文化交流也有很大发展。五代十国和宋代，虽出现过多元割据的局面，但元代大一统后，不仅结束了宋与辽金的对峙，而且也统一了大夏、回鹘和大理等政权，而各民族的文化也得到进一步的融合与交流。明清以后，更有所发展，当今我国已是具有五十六个民族的统一国家。当然，肯定各民族的交流、融合、统一，并不等于说各民族的民俗也是一致的，事实上，多样性、丰富性和民族间的差别性正是中国民俗的重要特征。

各民族民俗的差别是因各民族不同的自然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状况、文化特点等造成的。从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看，有平原、深山、密林、水乡、沙漠、海岛，气候条件也东、南、西、北相差极大。东北山林中的民族与南海岛屿上的民族，西北戈壁的民族与江南水乡的民族，必然会在各方面存在重大差别。从历史发展看，各民族也不平衡。汉族的先民早在八千多年以前就发明了农业，夏商周以来，一直以农桑为主要的经济方式，与此同时，许多少数民族则实行不同的经济方式，如北方的匈奴、鲜卑、契丹、柔然、党项、蒙古等族，曾长期从事游牧经济，而东北、西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则长期以原始的渔猎、采集为主要的经济方式。不同的经济方式必然形成不同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习俗。各民族的社会发展也不相同，汉族很早就进入了封建社会，而许多少数民族却长期处在原始的氏族社会，到近代，仍有不少民族处于奴隶制、半奴隶制、封建制、封建农奴制，甚至氏族社会阶段，而不同的社会状况便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民俗。上述可见，各民族历史进程的不同，反映在民俗上，便构成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民俗并存的特点。

从文化上看，各民族也有很大差别。我国大多数的民族都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这些民族语言分别属于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印欧语系、南岛语系等不同语系，而汉藏语系中又有藏缅语族、壮侗语族、苗瑶语族，阿尔泰语系中又有蒙古语族、通古斯满语族、突厥语族，语族之下还有不同的语支。宗教信仰也多种多样，如蒙古族、藏族信仰喇嘛教，傣、布朗、德昂等族信仰小乘佛教，回、维吾尔、柯尔克孜、塔塔尔、乌孜别克、塔吉克、东乡、撒拉、保安等族信仰伊斯兰教，还有一些民族则保留着原始的自然崇拜和多神信仰，包括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巫教、萨满教等。此外，在民族性格、社会心理、审美情趣、传统惯制等方面，各民族也有所不同。文化上的差别使各民族在衣食住行、社会交往、人生仪礼、游戏娱乐等各个方面都形成了差别明显、各具特色的民俗风情。

除民族间的差别外，同一民族也常因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文化传袭等不同而在民俗上产生地区间的明显差别。以汉族为例，由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不同地区便形成了具有不同特点的地方民俗。这一点实际上在日益兴起的区域文化研究中，已为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如上古时期，中原、荆楚、吴越，就有着不同的民俗。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除记载了各地的山川物产外，还叙述了各地的民俗风情，如“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秦地，……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幽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河内……俗刚强，多豪杰侵夺，薄恩礼，好生分”；“楚……，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信巫鬼，重淫祀”；“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16]。显然，班固已认识到民间风俗的区域性特点。宋代以降，由于各地经济、文化的不平衡发展，都市与农村、江南与西北、沿海与内地、交通要冲与边地僻壤，在生活习惯、民间风俗上都存在很大反差。因此，后世的地方民俗专著、地方志中的风俗志以及笔记、游记等，都述及民间风俗的地区差别。实际上，某些人数较多、活动区域较大的少数
民族也有此类差别，如黑龙江地区的蒙古族与内蒙草原上的蒙古族，甘肃、云南的藏族与青藏高原的藏族，都在民俗上表现出一定的地域特点。

中国民俗的上述特点，与某些民族比较单一，生态环境不那么复杂的国家的民俗，有很大不同。这告诫我们，在研究中国民俗时，切不可一概而论，泛泛而谈，唯有在注意其统一性和整体性的同时又十分注意民族和地区间的差别，才能认识中国民俗的全貌。

四、既一以贯之又不断变迁

我们谈中国传统民俗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涉及的是汉族的传统民俗。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古代文化曾经历了多种变革，并不断地吸收和融合了许多外来文化，却又始终保持着一脉相承、联绵不断的发展系统。上述状况反映在民俗上，便表现出既一以贯之，又不断变迁的特点。

从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看，中国与其他民族一样，也是经过了原始的采集、渔猎经济后进入农耕时代的，而在农业生产中，其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也是不断进步的。与此相应，人们的衣、食、住、行、运输、贸易等，也不断地从蒙昧向文明发展。就社会状况而言，中国也经历了由低级向高级的进化，在此期间，具体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曾发生过多种变化。

再看宗教信仰，在原始信仰习俗长期延续的同时，还相继产生了道教，传入了佛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在岁时节日、游艺竞技等方面，也因历史变革和外来文化的传入而发生许多变化。因此，我们考察中国民俗的传承，可发现其既保持着固有的传统，显示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又时时变动，表现出显著的时代特征。

如果深入分析，又可发现，中国传统民俗的变迁是不平衡，不同步的。在各类民俗事象中，衣、食、住、行等消费民俗堪称最活跃的部分。以饮食为例，《礼记·内则》中记载的周代佳肴仅“炮豚”、“牛炙”、“濡鱼”、“＠⑥珍”等数种，做法都很简单，而且当时的平民很难享用肉食，故春秋时的曹刿有“肉食者鄙”的说法[17]。到了唐代，情况大不一样了，仅据韦巨源《食谱》和谢讽《食经》所载食品名目统计，就有一百儿十种。与此同时，胡饼、乳酷之类的胡食也在中原地区日益流行。宋代食品花式之丰富，制作之精美，已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吴自牧《梦粱录·分茶酒店》记载的各式菜肴将近三百种，《面食店》一篇记载的佐酒菜肴和花式面有一百多种。又据周密《武林旧事》记载，杭州市场上出售的食品，市食小吃类有41种，糖果类有42种，菜蔬类有20种，粥类有9种，凉水类有17种，糕类有19种， 蒸作从食类有57种，名酒类有54种。仅据上述记载，已足以使人目不暇接了。明清以来，各地的名菜佳肴和风味小吃更是数不胜数了。

服饰的变化也很大，传统的样式至战国时变为“胡服骑射”是人们熟知的，而到了唐代，采用和融合胡服样式已是普遍的现象。宋代服饰更形成了喜好“变古”的倾向，述说“风俗僭侈”，指斥“怪服、妖服”[18]的言论在宋代文献中可谓比比皆是。吴自牧在叙述杭州风俗时即称：“自淳＠⑦yòu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三五为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19]。至明代中晚期，慕尚新异，追求艳丽己成为一股社会风尚[20]，“士民竞以华服相夸耀，乡间妇女亦好为华服”[21]的现象使士大夫发出了“极乱世界”的惊叹。[22]

出行由乘车、骑马变为坐轿，住房、家具由简朴趋于奢华，也都反映出消费民俗的巨大变化。我们从正史《礼志》、《舆服志》及历代王朝对民间衣食住行“越礼逾制”一再下达的禁令和某些不得已的放宽，可以看出统治者的惊恐和无可奈何。

相对而言，民间信仰习俗则较为稳定，变化十分缓慢，历代王朝不断下令禁止民间“淫祠”却难以收效的事实，从另一方面说明了问题。

还有一些民俗事象，虽形式上长期延续，但实质内容却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点在传统的节日习俗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年节燃爆竹原是一种驱除鬼魅的手段，后世却被用来制造欢乐喜庆的气氛。宋代，人们已能制作双响的爆仗和连响的鞭炮，并创制了各式各样的烟花，除夕之夜，通宵达旦，声震如雷的爆仗、绚丽奇幻的烟花与鼓乐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将节日气氛推向高潮。元宵节源出以灯火祭神、礼佛的举动，后来也充满了观赏花灯的娱乐成分。立春宏道的《迎春歌》对当时热闹非凡的行春盛况作了十分生动的描述。端午节原为“恶日”，但自宋代开始，也被视为“葵榴斗艳，栀艾争香，角黍色金，菖蒲切玉”的佳景时节，除沿袭驱瘟避邪的旧俗外，人们还“递相宴赏”，“对时行乐”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华儿女创造的文化博大精深，文明奇迹犹如星夜的盏盏繁星，数不胜数，在人类文明长河中留下了永恒的光芒。

为了被忘却的历史 ——读《另一半中国史》 了反写字名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但纵观自三皇五帝以来的五千年文明史，记录的大多都是中原王朝的兴衰荣辱，各少数民族即便被偶尔提起，也往往是被一笔带过，不惊起一点涟漪。高洪雷先生写的《另一半中国史》，敢于和“正统”的历史学家较劲，使我们看到了一些一直不为众人知的真相。在此写下一点东西，以此纪念那些被我们忘却了的历史。厚此薄彼粗略估算一下，中国历史上有名有姓的皇帝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但一般人看了能有反应的，不外乎横扫六合的嬴政、纵横捭阖的刘彻、贞观之治的李世民等有数的几位。有谁会记得起击灭东胡、一统大漠，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位草原霸主的冒顿单于（匈奴族）？又有谁会记得起统一北方、马踏柔然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鲜卑族）？他们都是中国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有力推动者，他们都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无意的实践家。虽然冒顿也曾鸣镝弑父，拓跋焘也曾灭佛敛财，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穷兵黩武，李世民的喋血玄武难道不也是一大诟病么？如果可以选择，我宁愿相信是“正统”历史学家的厚此薄彼，而不是别有用心的汉夷之别。崇拜强者就如彼得大帝宣称自己是拜占庭的继承者，帖木儿号称自己是黄金家族的后裔一样，人们其实都喜欢崇拜强者。崇拜强者我理解，但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人们为什么每次看到成吉思汗西征、长子西征、旭烈兀西征时都会热血沸腾、气血上涌？客观来说，蒙古西征的确是将欧亚大陆连成了一片，促进了东西方文化和经济交流，也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但如果亚欧大陆的短暂联系是以过亿人的生命为代价，以没有活着的人为死者哭泣为代

参考资料

高洪雷.另一半中国史.北京市：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

一、构建“德育为首，能力为重”的育人模式的必要性

有人认为，教育领域不存在“模式”问题，认为教育模式本身就是束缚人的东西，因而它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我认为无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还是从客观现实的角度出发，教育模式无疑都是存在的，也是有意义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理解，如何去运作，北大附中校长赵钰琳认为，所谓的“育人模式”是教育、教学诸要素的内在结构和教育教学行为方式，是在一定的教育思想指导之下，为达到一定的教育目标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教育教学组织的简称。

目前，中学教育在育人模式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教育目标观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为应付高考、中考，提高升学率搞题海战术，教师为“应试”而教，学生为“考试”而学， 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考试分数固有其公平的一面，但也有压抑学生个性，限制学生思维能力的一面。

其次，全面育人让学生主动发展的思想还没有得到落实，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为了应付各种考试，比较注重书本知识的传授。教学计划、教学目标只着眼于如何完成教学任务，只关注教学进度如何，而忽视对学生学习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和人格的塑造。

再次，课程结构和教材内容还没有得到根本改观，虽然现在已颁布了新的课程计划，增加了研究性学习课程，但很多学校仍流行于形式，没有真正地去实施。

显然，目前这种教育状况是不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教育是一项未来的事业，其目标总是指向未来的社会需要，如何按照21世纪的社会需要来培养下一代，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早在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发表了题为：“学会关心：21世纪的教育”的总结报告中，专家们一致认为，在应付未来的挑战中，不能只考虑智力的开发，同时应将注意力放在如何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与理想水平上。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帮助年轻一代树立更高境界的理想、信念与责任感，要帮助他们学会共处，学会合作，学会同情。

针对21世纪的需要，许多国家都在调整培养目标。韩国政府公布的《为创造新韩国教育改革的方向与课题》的报告中，提出了21世纪的韩国人要具备的四项素质：①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准和共同意识的“与众生存的人”；②具有创造新知识、新技术能力的“智慧的人”；③能够主导国际化、世界化时代的“开放的人”；④懂得劳动价值，具有脚踏实地精神的“实干的人”。泰国1996年底发表的《全球化时代的泰国教育：洞察学习社会》的报告，指出：“当务之急是，泰国必须根本改善其教育和培训体系，并以次作为国家发展的基础。这些教育不仅要教给人们的一般技能和职业技能，而且要让他们有足够的学习技能和敏锐的思想；对学习的热爱和学会如何学习的技能。”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韩国、泰国在内的各国在调整培养目标时，都把德育放在突出的地位。此外为了适应未来社会的需要，在强调打好科学文化基础的同时，各国培养目标都特别强调创造能力和学习能力的培养。总之，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育人，它的根本意义在于使人成为“人”——人格健全的人和全面发展的人。因此，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努力构建“德育为首，能力为重”的育人模式，为社会培养出高素质人才是十分必要的。

二、 构建“德育为首，能力为重”的育人模式必需要坚持的原则

（一）、全面性原则：关心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与成长，给学生以充分的选择机会和发展空间，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提供良好的氛围与条件。

（二）、主体性原则：指学生对于教育教学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自主性，让学生生动活泼，积极主动地发展，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帮助学生形成学习的强烈的内部动因，锐意进取，奋发向上，鼓励学生独立的探索精神，真正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本”。

（三）、实践性原则：这里所说的“实践”主要是指具有教育价值的、面向社会、联系实际的各种校内、校外活动。特别要引导学生关注与人类生存、社会发展密切联系的重大问题。当今开展研究性学习最能体现实践性原则。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对于培养学生健全的个性，促进学生个体的社会化，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 四）、开放性原则：所谓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从学习目标上看，除要达到教材规定的目标外，由于各个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力水平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指向性和多层性；从学习内容上看，除课堂学习外，可以从图书馆和互联网上的，也有来自于社会调查的；从学习方式上看，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学习结论来看，不拘泥于一种结论和答案。

三、 在历史教育中如何做到以“德育为首”

历史学科的德育功能是其它学科所不能取代的，它肩负着提高民族素质，培养青少年高尚道德品德的任务，作为中学历史教育工作者，应该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历史教育中的德育任务。

所谓“德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德育由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组成；狭义的德育单指道德品质教育。历史教育中德育是广义范围的，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的：①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②历史唯物主义教育；③道德情操教育。据此，在历史教育中做到以下几点：

（一）、培养学生对国家、民族及社会强烈的责任感。

我们的祖国有悠久的历史，壮丽的山河，灿烂的文化，优秀的传统，通过历史教育要激发学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对祖国历史文化，对中华民族强烈的感情。古代史上，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是对国家、对民族命运的强烈责任感的结晶。在近代百年的内忧外患中，从林则徐到孙中山等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前仆后继，英勇斗争，他们为国家富强、为民族的振兴而抛弃了个人的幸福，舍小家而顾大家，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美好的青春和年华，这样，通过历史教育，可以充分培养学生对社会、对人类强烈的责任感。

另外，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加强，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日益频繁，作为一个公民，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与修养，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因此，历史课堂教学要注意面向现实、面向社会，将历史与现实、历史与时政有机的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学会关心，关心他人、关心现实、关心人类社会的发展，培养对社会发展有强烈的责任感。

（二）、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使学生形成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按规律发展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之一。历史教育要以中国和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具体史实来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如在中国近代现代史的教学中，通过民主革命史实揭示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不能救中国，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列主义为思想武器，最终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结果！据此可以培养学生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情感。

此外，历史教育中，坚持对学生进行一些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基本观点、劳动的观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时事造英雄的观点等，通过对学生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有利于学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三）、进行道德品质教育，陶冶高尚情操。

人类在千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许多优良的道德传统，优秀的传统文化，它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历史教育在这方面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如孔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范缜的坚持真理、明辨是非；商鞅、王安石的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苏轼、张骞的不辱使命；李时珍的积极追求知识的刻苦精神……。历史上无数杰出人物所体现出的优秀道德品质和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艰苦创业、百折不回的优良传统，都是陶冶学生情操，培养良好道德品质的好材料。

此外，在世界史教育中，通过介绍布鲁诺、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事迹，培养学生热爱科学、追求真理、坚持斗争的精神，如在讲授爱因斯坦时，既要充分肯定他在科学事业上对人类社会作出的巨大贡献，还要让学生充分感受爱因斯坦的人生追求，他的伟大不仅在于他是一位伟大的物理科学家，更在于他是一个高尚道德情操的伟人，他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第一流的人物对于时代历史进程的意义在于其道德方面和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这段话虽然是爱因斯坦对居里夫人的高度评价，但也充分体现他的人生追求——思想和道德最有价值。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爱因斯坦一生中对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发表了大量的言论；为民主进步、为和平自由而疾呼，与法西斯和各种邪恶势力作不懈斗争。“光有知识和技能并不能使人类过上幸福而优裕的生活，人类有充分理由把对高尚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的赞美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之上。”这是爱因斯坦心境一角的剖白，从中可知，他在科技与人的道德，外在物质世界和内在精神界问题所表现的超凡脱俗的见识，由此可见，伟大的人物在人生追求中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他们这种崇高的精神和高尚道德，都是贡献给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四）、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兼容并蓄，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影响深远，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如中国儒家文化对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国乃至对整个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认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孔子的“信”、“仁”、“义”、“德”等伦理思想对构建良好的德育环境，塑造学生健全人格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战以后，韩国、新加坡经济迅速崛起，令世界刮目相看。很多西方经济学家都热衷于研究它的经济发展的原因，他们不约而同地找到了一个共同原因即这两个国家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儒家文化深深根植于韩国、新加坡文化之中，融于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里。1997年，金融危机波及韩国，韩国妇女自愿把自己的金银首饰捐给国家，民间团体和民众还自发组织起来增加生产，厉行节俭，购买国货，与政府共渡难关，他们深深知道：没有国，哪有家！这些难道不值得我们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的中国人深思吗？确实如此，儒家文化中有许多思想璀璨夺目、光彩鲜明，令人鼓舞！如孟子的：“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种“舍生取义”的自我牺牲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提倡吗？再如《孔子论水》中，教育人们要有豁达的胸怀、要有“百折不回一定要东流入海”的坚定的信念和意志……这些光辉而高尚的思想，在陶冶人们情操、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 在历史教学中如何做到“能力为重”。

所谓的能力主要是指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创造能力、实践能力、合作能力，其中创造能力和实践能力是素质教育的核心。

（一）重视学习能力的培养。

学习能力主要是指可持续学习能力，指在学习中发现问题，通过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及一定的批判思维的能力。对于历史学科来说。

据2000年版的历史教学大纲，历史教学中的学习能力培养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学习能力，使学生进一步掌握和运用学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基本方法，增强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的能力；②指导学习搜索和整理与学习相关的历史资料，培养学生解读、判断和运用历史资料的能力；③通过对历史史实的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概括等认识活动，发展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④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方法，对历史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阐述，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重视创造能力的培养

江总书记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目前，如何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已成为教育界最受关注的课题，作为中学历史教学工作者，要适应形势变化，改变传统的传道、受业、解惑的教学模式，教师必须变书本知识的复制者为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者。创造能力的培养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尝试：

① 要优化课堂教学结构，根据教材内容和学生的学习脉搏，研制出相应的教学结构方案，变陈述式教学为论证式教学，其基本环节为：

设景：将学习内容设计成问题情景，让学生带着问题学习；

质疑：师生交替提出问题，创设学习、探究问题情景；

评价：教师组织、点拨，师生、生生之间对学习结论相互评判；

应用：学生运用知识去解题，做到举一反三、融会贯通；

总结：师生共同概括、归纳、深化、升华。

② 要充分挖掘教材中的创造性因素。

如在学习中国古代史《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这一课时，可挖掘教材，创设问题情景，设计以下问题：

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因是什么？（综合分析）

社会经济发展表现在哪些方面？（再认再现）

从战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有何启示和认识？（发散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能力）

再如在学习中国近代史时，组织学生开展活动课，如“如果太平天国不失败”，“如果没有袁世凯，辛亥革命结果会怎样？”……都非常有利于培养学生创造能力。

③活用创造性教学方法。

通常采用下列方法：发散与集中法，单向与逆向法，定势与变势法，类比与归纳法，通过一题多讲，一题多问，一题多议，甚至一题多变等训练，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发散思维，逆向思维能力。

（三）、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

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对于培养学生健全个性、促进学生个体的社会化，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社会定位及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历史教学来说，让学生沿着时光隧道去探寻历史的足迹，只有对历史材料、遗迹、遗存等亲手整理、目睹和思考，他们才能真正体会历史的存在，也只有这样才能遵循认识的一般规律，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培养实践能力的最好途径是开展研究性学习，它是综合实践的灵魂。开展研究性实践活动课，可根据教学大纲附拟的22个中外历史研究性课题；也可以由学生更多地从现实生活中或乡土史中选材和确定课题，如“西装与社会进步”，“太平锣鼓在溧阳”“溧阳的抗倭民族英雄——史际”，“丝府茶乡的由来”，“中国加入世贸后的机遇与挑战”等等都是非常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同时也非常有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提高。

（四）、注重合作能力的培养。

现代科技的发展都是人们合作探索的结果，社会的人文精神也把乐于合作、善于合作作为重要的基石。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1996年向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也提出“四个学会”的思想，即：①学知，掌握认知世界的工具；②学做，学会在一定的工作环境中工作，以适应未来工作；③学会共同生活，以培养在人类活动中的参与合作精神；④学会生存，以适应和改造自己的环境。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随着国与国之间联系的密切的加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是时代最高呼声。因此，21世纪教育关注的另一热点是培养学生学会共处、学会合作，韩国政府把“学会与众生存的人”作为新人类的标准之一。在历史教学中，要注意合作精神的培养：

① 充分挖掘教材内容，培养学生国际合作精神。

在历史教材中，有许多素材可以培养学生的国际合作精神，如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中国得到许多国际进步人士、海外华侨的支持，如白求恩大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献出了生命；西班牙人民阵线共和国在遭到内凶外敌的夹击下，54个国家的共产党员组成了著名的国际纵队，在西班牙最危急的时刻投入了战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也是国际进步力量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的结果。

② 课堂教学活动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

课堂教学中，通过创设问题情景，组织学生分小组讨论，引导学生相互探讨，营造师生平等、生生平等的民主、和谐的协作气氛，在宽松而热烈的探讨中，相互协作，培养良好的合作精神。

③ 利用历史研究性课程学习，培养学生合作精神。

培养学生学会沟通与合作是研究性学习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研究性学习的重要特征，它重视合作技能的培养，合作技能的培养对整个研究小组的工作进展起建设性的推动作用，能调解小组内的冲突与纷争，使小组内不同背景的个体友好相处，进行有效的人际交流，形成合作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