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写作背景
写作背景：
《水浒全传》共120回。作者施耐庵（约1296-1370），生于苏州城外施家港，取名彦端，字子安，号耐庵。元代至顺年间与刘伯温同榜进士，曾在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做官。张士诚起兵后，施耐庵被邀请到了起义军中。
后发现张士诚等首领日益骄逸，施耐庵便带着弟子罗贯中逃到淮安，隐居在一个知友家中。此时施耐庵见楚州（今淮安）景色优美，就以当地的萧湖，勺湖，越胡，洪泽湖，白马湖，蓼儿洼湖荡芦苇沼泽及山东水泊梁山为背景。
更以淮安画家龚开画的有关《三十六人赞》为线索，闭门创作了巨作《水浒传》，《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等奇书，《水浒传》便在此做成。我不得不佩服施耐庵的想象力，因为他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及前人留下的简单素材，创作出波澜壮阔的108将《水浒传》。
扩展资料
创作基础
南宋时，梁山英雄故事流传甚广。当时的画家、文学家龚开的《宋江36人赞并序》称：宋江等36人的故事已遍及大街小巷；画家也执笔为他们图形绘影。
《水浒传》最早的蓝本是宋人的《宣和遗事》，它着力描写了杨志卖刀、晁盖等结伙劫生辰纲和宋江杀阎婆惜等事，对林冲、李逵、武松、鲁智深等主要人物也都作了描写。宋元之际，还有不少取材于水浒故事的话本。在元杂剧中，梁山英雄已由36人发展到108人。
施耐庵把有关水浒的故事和人物整理加工，在创作《水浒传》过程中，忠实地接受了人民的观点，这是《水浒传》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的思想基础。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水浒传
关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内容、主题及写作特点
《三国演义》内容：
汉室倾颓·讨伐董卓
群雄逐鹿·吕布覆灭
内阁密诏·千里独行
官渡之战·大破袁绍
三顾茅庐·荆襄之变
赤壁之战·火烧曹兵
三气周瑜·大战马超
夺占西川·合肥会战
巧取汉中·痛失荆州
汉室末路·夷陵之战
七擒孟获·六出祁山
司马专政·九伐中原
偷渡阴平·三分归一
《三国演义》主题：
《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以描写战争为主，反映了吴.蜀.魏三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分为黄巾之乱、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国归晋五大部分。在广阔的背景上，上演了一幕幕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编者罗贯中将兵法三十六计融于字里行间，既有情节，也有兵法韬略。《三国演义》反映了丰富的历史内容，人物名称、地理名称、主要事件与《三国志》基本相同。人物性格也是在《三国志》留下的固定形象基础上，才进行再发挥，进行夸张、美化、丑化等等，这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套路。《三国演义》一方面反映了真实的三国历史，照顾到读者希望了解真实历史的需要；另一方面，根据明朝社会的实际情况对三国人物进行了夸张、美化、丑化等等。
《三国演义》写作特点：
艺术特色
罗贯中将来自雅、俗两个不同层面的文化融为一体，并按自己的主体认识、价
值观念和艺术好恶加以扭合，从而使作品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化蕴涵。在《三国演义》中，既有上层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折光，又沉淀着广大、深沉的民间思想。它是
一部形象化的三国兴亡史，同时也是一部民众眼中的政治、军事史。[13]
因为素材大部分来源自民间，固然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但也为写定者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当它们进入小说文本时，伴随着不同思想及不同审美趣味的渗入。而民间情感与良史精神并不总是一致的，甚至可能互相冲突，这
就对写定者的创作构成了严峻的考验。罗贯中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妥善地处理了民间情感与良史精神的关系，并独出机杼，创造出了一个具有巨大包容力的艺术世界。[13]
三国史事的历史著作不仅为《三国演义》提供了基本的素材和史事框架，同时
历史意识和官史所代表的史学意识也直接影响了小说的创作模式和基本倾向。求实传真精神与经世意识是史官文化的基本特征，体现在史书编撰中要求编撰者必须采
取客观的态度，同时又重视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探求，以达到“资治”、教化等目的。这些特征在《三国演义》中都得到了比较好的体现。[13]
《三国演义》在创作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依史以演义[15]
，作者的创作目的是描绘一部形象化的三国兴亡史，其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意图十分鲜明。小说的叙事起于汉灵帝中平元年（184），终于晋太康元年（280），比较完整地叙述了魏、蜀、吴三国兴起、发展及灭亡的历史。小说借鉴了编年体史
书的编著模式，以三国纷争的历史进程为主线，以王业兴废为焦点，把近百年的历史故事有机地组织在一起。主要写了三国时期的政治和军事斗争，而作者的兴趣则
在于揭示这个时期的各个军事集团如何兴、如何亡。如前33回的主要内容是汉末的群雄争霸，矛盾的焦点是曹操和袁绍两大集团的斗争，作者对二人作了多方面对
比，重点则是对兴亡教训的总结，顺民心、得人才、有谋略者得天下，这是作者表达的主要思想。后十五回写三国的覆灭，主要展现的是三国各自的内部矛盾，尤其
是对司马篡魏、后主信谗、孙皓暴政等作了深刻的描写，情节虽然简略，但着眼点仍在如何兴、如何亡。作者以写实的态度，比较客观、完整地展现了这百余年的历
史过程，其中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启示，因此具有极大的魅力。[13]
在创作上，《三国演义》继承了传统史学的实录精神，“七实三虚”可以说是该书取材的基本原则，小说中虽有不少虚构成分，但大的历史事件皆取之于史册，主要人物的性格、经历也基本符合史实。面对丰富、复杂的史料和民间故事，作者主要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以史实为依据，剔除来自民间文化中过于荒诞、鄙俗的成分以及不符合人物性格的情节。《三国志平话》
是民间三国故事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三国演义》创作时最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该书的情节大多撷自民间传闻，其中有不少荒诞无稽的情节，如以司马仲相断
狱的故事开头，以刘渊灭晋兴汉收尾，使全书带有明显的因果报应色彩。这样的安排代表了下层民众的一种愿望，但放在历史小说中不仅不协调，而且显得十分荒
诞。罗贯中删去了这一头一尾，不仅避免了枝蔓，而且淡化了因果报应色彩，使小说成为蕴涵更为丰富的历史悲剧。此外，《平话》中的一些与史实不符或与人物性
格不符的情节，如刘、关、张杀督邮后上太行、刘备从黄鹤楼私遁等，都被作者舍去了。[13]
其次，精心提炼情节，增强小说的文学性。《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著
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作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这些杂乱、原始的材料进行重新组合和工，《三国演义》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在尊重历史，使情节
框架合乎史实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想象，将这些来自史书、民间的各种素材整理、提炼成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故事情节，从而使小说的艺术性大大提高，其中最成功的
例子就是关于“赤壁大战”的“重写”。对来自民间的各种传说以及过于荒诞、不符合史实的情节，作者做了大量删削，但是对其中的一些虽违背史实却不背离情
理、不背离人物性格的故事如“桃园结义”、“三英战吕布”、“连环计”、“千里独行”等却予以保留，并使它们成为小说中十分重要的构成部分。[13]
总的来看，《三国演义》虽然保留了许多虚构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注重故事的生动有趣，但同时又尽可能地靠拢历史，而在处理两方面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时，它基本遵守的是史实优先的原则。章学诚称《三国演义》的特点是“七实三虚”[16]
，不论这个说法是否准确，但道出了《三国演义》成功的一个秘诀——“实”是史官文化的成分，“虚”则多与民间文化有瓜葛，只有融纳各种文化，才能丰富小说的内容。但也只有经过精心整合，才能使各种异质文化水乳交融，才能提升小说的艺术品位。[13]
美学批判
历史与文学的本质性差异和同一性关联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写道：“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17]
《三国演义》的写作主体显然没有历史和文学的区分意识，所以，小说文本没有呈现历史与文学的差异性理念，所有历史和文学的故事元素和话语表达都是被混淆界
线与纠缠不清的。正是导源于先天性质的美学观念的局限，小说被涂抹成为既不是历史又不符合文学一般规定性的一个混合性文本。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历史和文
学的同一性关联在哲学意义上，它们都应该和必然地表现历史的客观规律及其偶然性结构，换言之，历史和文学都必然共同地隐含着历史理性和辩证逻辑。[18]
然而，遗憾的是，《三国演义》也没有让我们阅读到这种哲学意义的历史与文
学的同一性可能。于是，呈现出令阅读者沮丧的思想场景：本应该区分的历史和文学的差异性被混淆了，而相应的是，本应该被同一性关联的历史理性却被割裂了或
缺席了。所以，《三国演义》宿命性地选择这样一种草率和粗俗的历史观：所有历史形式都不过隐藏着国家政治的机械运动和权力的逻辑循环。换言之，历史只不过
是暴力和权力的竞技场，是阴谋和权术的帷幕下的各种社会力量的转换与平衡。在所有的叙事场景中，历史的公正性或历史理性被消解和侵蚀掉，只有杂乱的历史故
事的剩余物出场和偶然性的碎片主体成为历史的主角。[18]
《三国演义》的时间叙事是散点或弥散的，而这些散点或弥散的时间叙事缺乏
统一的逻辑线索将它们串联成为一个充满意义的有机整体。因此，存在着时间与故事、故事与人物、人物与时间的多重断裂这类屡见不鲜的现象。与断裂的时间叙事
相对应，《三国演义》的空间叙事也存在明显的局限。小说表现的历史空间和地理地域相当广袤而丰富，故事在不同的空间结构中产生、发展、渐变、突转、结局，
理应为小说展开多幅富于审美惊异和快感的故事场景。但令人遗憾的是，原有的历史地域的丰富性和变化性没有提供给小说书写者一个自由驰骋的舞台，反而让作者
迷途于空间叙事，整个小说的空间结构缺乏逻辑秩序而显得破碎零乱，主次、前后、轻重、衬映、深浅等应有区分度不够分明，时间叙事和空间叙事的统一性、有机
性没有获得精妙的体现。
水浒传内容：
一、鲁智深、林冲、武松等好汉上梁山前的个人经历；
二、宋江在发配途中与各路好汉的奇遇以及最终上梁山的经历；
三、宋江带领梁山进行的几场战役，招降一些好汉上梁山；
四、原首领晁盖去世后，宋江确立梁山首领地位以及大聚义的故事；
五、大聚义后与官军的战斗以及受招安；
六、受命征讨对宋朝构成威胁的辽国；
七、征讨田虎、王庆；
八、征讨江南的方腊并死伤2\3以上，全书在悲剧性且引人深思的氛围中结束。
水浒传主题：
《水浒》以它杰出的艺术描写手段，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过程的一些本质方面。
《水浒》的社会意义首先在于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及统治阶级的罪恶，说明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
《水浒》的艺术成就，突出表现于人物塑造上，全书至少出现了一二十个性鲜
明的典型形象，这些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水浒》之所以成为我国文学史上影响巨大的作品，不仅在于它思想内容的丰富，而且也由于它艺术的成
熟。《水浒》继承并发展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秀传统，而且把二者结合起来。
前70回表现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农民起义的酝酿、形成和发展过
程，深刻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小说把高俅“发迹”和徽宗宠信他的故事，放在故事的开端来写，以示“乱自上作”，体现了“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思想。
《水浒》在揭露贪官污吏的残暴腐败时，也歌颂梁山好汉的英雄气概。
《水浒传》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和腐朽，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反映了市民阶层的人生向往。故事情节曲折，语言生动有力，人物性格鲜明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但又鼓吹“忠义”，表现出作者的思想局限。
水浒传写作手法
《水浒》善于把人物置身于真实环境中，紧扣人物的身份、经历、遭遇，成功地塑造了李逵、鲁智深、林冲、武松等众多鲜明的英雄形象。
而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总是把人物置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以其行动和语言显示其性格特点。如在“劫法场石秀跳楼”一回，通过石秀几个异常敏捷动作的白描，把他当机立断、临危不惧的性格表现得入木三分。
在塑造人物时，作者既植根於现实，又把自己的爱憎感情熔铸在人物身上，如吴用的机智过人，李逵的赤胆忠心，以及对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13]
等夸张的描写，结合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写作手法。
《水浒》的情节生动曲折，大小事件都写得腾挪跌宕，引人入胜。有一些段落，集中了很多人物、精彩的场面，如“智取生辰纲”[14]
、“三打祝家庄”等。而每一组的情节又往往是人物的性格发展史，如“景阳冈打虎”、“斗杀西门庆”[15]
、“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等情节，使人不期然想起武松。
在塑造人物时，作者亦多用对比手法。如在武松斗杀西门庆的事件中，何九叔与郓哥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何九叔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处处预留退步，表现其世故机变而怯懦的性格；郓哥则好管闲事，反映其年轻好胜、幼稚天真而又抱打不平的态度。
《水浒》
的语言，以北方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故其语言特色，明快、洗练。如写鲁达三拳打死「镇关西」郑屠，第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
却便似开了个油酱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既通俗，又生动。《水浒》的语言生动准确，富有表现力。如写鲁智深打店小二时，“鲁达大怒，扎开
五指，去那店小二脸上只一掌……”用“大怒”和“一掌”还不足表现鲁达之愤怒，而用了一个“开”字，表现出其神韵。
《水浒》的艺术成就，最突出地显示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全书巨大的历史主题，主要是通过对起义英雄的歌颂和对他们斗争的描绘中具体表现出来的。因而英雄形象塑造的成功，是作品具有光辉艺术生命的重要因素。在《水浒》中，至少出现了一二十个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这些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在人物塑造方面，最大特点是作者善于把人物置身于真实的历史环境中，扣紧人物的身份、经历和遭遇来刻画他们的性格。
诚然，全书几乎没有什么具体的社会环境的介绍，但通过对各阶层人物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描绘，一幅北宋社会生活的图景便非常逼真、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以及受压迫人民“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的愿望，则是组成这幅历史图景的经纬。
书中的人物性格，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林冲、鲁达、杨志虽同是武艺高强的军官，但由于身分、经历和遭遇的不同，因而走上梁山的道路也很不一样，作者正是这样表现了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的。
禁军教头的
地位，优厚的待遇，美满的家庭，使林冲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安于现实，怯于反抗的性格，对统治阶级的逼害一再隐忍；同时这种经历，又使他结交了四方好汉，形
成了豪爽、耿直、不甘久居人下的品德。因此林冲的隐忍不同于逆来顺受。在他“忍”的性格中，蕴藏著“不能忍”的因素，聚集著复仇的怒火。
最后，他被逼上梁山，正是这种怒火的总爆发，是他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与林冲相比，鲁达并未遇到那样的不幸，但他在和统治阶级长期周旋中，看透了他们荒淫腐朽的本质，加之他一无牵挂的身世，形成了他酷爱自由，好打不平的性格。这种性格和当时黑暗的现实，存在著不可调和的矛盾。
因此，鲁达是向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挑战而主动地走上了反抗的道路。“三代将门之后”的杨志，走上梁山的道路更为曲折。“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是他的生活目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可以委曲求全。
失陷“花石纲”并没有动摇他追求“功名利禄”的意愿，高俅的排斥也未能把他从这条路上拉回来，在充军得到梁中书的青睐后，追求名利的欲望也更加炽烈了。
在比武场上的斗狠逞能，护送生辰纲时的兢兢业业，都充分表现了这一点。直到“生辰纲”被劫，不仅功名的道路被截断了，而且有落入牢狱的危险，他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上了梁山。
此外在对招安的不同态度上，来自社会底层的李逵等人是坚决反对的；封建文人出身的吴用主张有条件的招安；来自官军的绝大部分的将领则是殷切地盼望著招安。这种不同的态度，可以从他们各自的身分、经历中找到充分的根据。
水浒图片
(4张)
在人物塑造上，《水浒》总是把人物放在阶级斗争的激流中，甚至把人物置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以自己的行动、语言来显示他们的性格特征。
在“劫法场石秀跳楼”一回中这样描写：“楼上石秀只就一声和里，掣出腰刀在手，应声大叫：‘梁山泊好汉全夥在此！’……石秀楼上跳将下来，手举钢刀，杀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杀翻十数个；一只手拖住卢俊义投南便走。”
只此寥寥数笔，通过对石秀几个异常敏捷激活的白描，把他当机立断，临危不惧的性格表现得入木三分。作者巧妙地把人物的行动、语言和内心的复杂活动，紧紧地交融在一起，虽无静止的心理描写，却能准确、深刻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样以劫法场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扯住卢俊义便走。
在他被捕后大骂梁中书时，道出了梁山大军即将临城的形势，这才使梁中书不敢杀害他们。透过石秀果断的行动，机智的语言，又看到了他细微的内心活动。
小说中类似这样的精彩的描写是很多的，像当林冲抓住高衙内提拳要打而又未敢下落时的微妙心理，像宋江吟反诗时流露出的那种壮志未酬，满腔郁闷的心情，都是通过行动、语言来表现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并进一步深化了人物性格。[16]
《水浒》的版本可以分为繁本、简本两大系统：繁本描写比较细腻，在大聚义
以后为征辽、平方腊等情节；简本文简事繁，文字比较粗略，却比繁本多出平田虎、平王庆两大情节。简本曾在明清时的中下层读者中流行，但进入20世纪后迅速
没落，并成为版本演变史的研究材料；繁本系统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容与堂百回本和袁无涯120回本；简本系统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评林本（水浒志传评林）和刘兴我本。以上几种版本皆出版于明代后期。
此外又有明末清初人金圣叹据繁本（一般认为是根据120回本）删节、润色而成的70回，他将原一百回的第一回作为楔子，正文70回，所以这个70回的本也可以称为71回本。这个本子只到大聚义为止，然后让卢俊义做了一个108将全部被俘的噩梦。金圣叹本在客观上保留了《水浒》的精华部分，经他修改、润饰过的文字水平更高，得到了文人阶层的很大推崇，流传很广。
汉室倾颓·讨伐董卓
群雄逐鹿·吕布覆灭
内阁密诏·千里独行
官渡之战·大破袁绍
三顾茅庐·荆襄之变
赤壁之战·火烧曹兵
三气周瑜·大战马超
夺占西川·合肥会战
巧取汉中·痛失荆州
汉室末路·夷陵之战
七擒孟获·六出祁山
司马专政·九伐中原
偷渡阴平·三分归一
《三国演义》主题：
《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以描写战争为主，反映了吴.蜀.魏三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分为黄巾之乱、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国归晋五大部分。在广阔的背景上，上演了一幕幕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编者罗贯中将兵法三十六计融于字里行间，既有情节，也有兵法韬略。《三国演义》反映了丰富的历史内容，人物名称、地理名称、主要事件与《三国志》基本相同。人物性格也是在《三国志》留下的固定形象基础上，才进行再发挥，进行夸张、美化、丑化等等，这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套路。《三国演义》一方面反映了真实的三国历史，照顾到读者希望了解真实历史的需要；另一方面，根据明朝社会的实际情况对三国人物进行了夸张、美化、丑化等等。
《三国演义》写作特点：
艺术特色
罗贯中将来自雅、俗两个不同层面的文化融为一体，并按自己的主体认识、价
值观念和艺术好恶加以扭合，从而使作品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化蕴涵。在《三国演义》中，既有上层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折光，又沉淀着广大、深沉的民间思想。它是
一部形象化的三国兴亡史，同时也是一部民众眼中的政治、军事史。[13]
因为素材大部分来源自民间，固然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但也为写定者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当它们进入小说文本时，伴随着不同思想及不同审美趣味的渗入。而民间情感与良史精神并不总是一致的，甚至可能互相冲突，这
就对写定者的创作构成了严峻的考验。罗贯中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妥善地处理了民间情感与良史精神的关系，并独出机杼，创造出了一个具有巨大包容力的艺术世界。[13]
三国史事的历史著作不仅为《三国演义》提供了基本的素材和史事框架，同时
历史意识和官史所代表的史学意识也直接影响了小说的创作模式和基本倾向。求实传真精神与经世意识是史官文化的基本特征，体现在史书编撰中要求编撰者必须采
取客观的态度，同时又重视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探求，以达到“资治”、教化等目的。这些特征在《三国演义》中都得到了比较好的体现。[13]
《三国演义》在创作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依史以演义[15]
，作者的创作目的是描绘一部形象化的三国兴亡史，其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意图十分鲜明。小说的叙事起于汉灵帝中平元年（184），终于晋太康元年（280），比较完整地叙述了魏、蜀、吴三国兴起、发展及灭亡的历史。小说借鉴了编年体史
书的编著模式，以三国纷争的历史进程为主线，以王业兴废为焦点，把近百年的历史故事有机地组织在一起。主要写了三国时期的政治和军事斗争，而作者的兴趣则
在于揭示这个时期的各个军事集团如何兴、如何亡。如前33回的主要内容是汉末的群雄争霸，矛盾的焦点是曹操和袁绍两大集团的斗争，作者对二人作了多方面对
比，重点则是对兴亡教训的总结，顺民心、得人才、有谋略者得天下，这是作者表达的主要思想。后十五回写三国的覆灭，主要展现的是三国各自的内部矛盾，尤其
是对司马篡魏、后主信谗、孙皓暴政等作了深刻的描写，情节虽然简略，但着眼点仍在如何兴、如何亡。作者以写实的态度，比较客观、完整地展现了这百余年的历
史过程，其中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启示，因此具有极大的魅力。[13]
在创作上，《三国演义》继承了传统史学的实录精神，“七实三虚”可以说是该书取材的基本原则，小说中虽有不少虚构成分，但大的历史事件皆取之于史册，主要人物的性格、经历也基本符合史实。面对丰富、复杂的史料和民间故事，作者主要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以史实为依据，剔除来自民间文化中过于荒诞、鄙俗的成分以及不符合人物性格的情节。《三国志平话》
是民间三国故事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三国演义》创作时最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该书的情节大多撷自民间传闻，其中有不少荒诞无稽的情节，如以司马仲相断
狱的故事开头，以刘渊灭晋兴汉收尾，使全书带有明显的因果报应色彩。这样的安排代表了下层民众的一种愿望，但放在历史小说中不仅不协调，而且显得十分荒
诞。罗贯中删去了这一头一尾，不仅避免了枝蔓，而且淡化了因果报应色彩，使小说成为蕴涵更为丰富的历史悲剧。此外，《平话》中的一些与史实不符或与人物性
格不符的情节，如刘、关、张杀督邮后上太行、刘备从黄鹤楼私遁等，都被作者舍去了。[13]
其次，精心提炼情节，增强小说的文学性。《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著
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作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这些杂乱、原始的材料进行重新组合和工，《三国演义》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在尊重历史，使情节
框架合乎史实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想象，将这些来自史书、民间的各种素材整理、提炼成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故事情节，从而使小说的艺术性大大提高，其中最成功的
例子就是关于“赤壁大战”的“重写”。对来自民间的各种传说以及过于荒诞、不符合史实的情节，作者做了大量删削，但是对其中的一些虽违背史实却不背离情
理、不背离人物性格的故事如“桃园结义”、“三英战吕布”、“连环计”、“千里独行”等却予以保留，并使它们成为小说中十分重要的构成部分。[13]
总的来看，《三国演义》虽然保留了许多虚构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注重故事的生动有趣，但同时又尽可能地靠拢历史，而在处理两方面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时，它基本遵守的是史实优先的原则。章学诚称《三国演义》的特点是“七实三虚”[16]
，不论这个说法是否准确，但道出了《三国演义》成功的一个秘诀——“实”是史官文化的成分，“虚”则多与民间文化有瓜葛，只有融纳各种文化，才能丰富小说的内容。但也只有经过精心整合，才能使各种异质文化水乳交融，才能提升小说的艺术品位。[13]
美学批判
历史与文学的本质性差异和同一性关联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写道：“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17]
《三国演义》的写作主体显然没有历史和文学的区分意识，所以，小说文本没有呈现历史与文学的差异性理念，所有历史和文学的故事元素和话语表达都是被混淆界
线与纠缠不清的。正是导源于先天性质的美学观念的局限，小说被涂抹成为既不是历史又不符合文学一般规定性的一个混合性文本。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历史和文
学的同一性关联在哲学意义上，它们都应该和必然地表现历史的客观规律及其偶然性结构，换言之，历史和文学都必然共同地隐含着历史理性和辩证逻辑。[18]
然而，遗憾的是，《三国演义》也没有让我们阅读到这种哲学意义的历史与文
学的同一性可能。于是，呈现出令阅读者沮丧的思想场景：本应该区分的历史和文学的差异性被混淆了，而相应的是，本应该被同一性关联的历史理性却被割裂了或
缺席了。所以，《三国演义》宿命性地选择这样一种草率和粗俗的历史观：所有历史形式都不过隐藏着国家政治的机械运动和权力的逻辑循环。换言之，历史只不过
是暴力和权力的竞技场，是阴谋和权术的帷幕下的各种社会力量的转换与平衡。在所有的叙事场景中，历史的公正性或历史理性被消解和侵蚀掉，只有杂乱的历史故
事的剩余物出场和偶然性的碎片主体成为历史的主角。[18]
《三国演义》的时间叙事是散点或弥散的，而这些散点或弥散的时间叙事缺乏
统一的逻辑线索将它们串联成为一个充满意义的有机整体。因此，存在着时间与故事、故事与人物、人物与时间的多重断裂这类屡见不鲜的现象。与断裂的时间叙事
相对应，《三国演义》的空间叙事也存在明显的局限。小说表现的历史空间和地理地域相当广袤而丰富，故事在不同的空间结构中产生、发展、渐变、突转、结局，
理应为小说展开多幅富于审美惊异和快感的故事场景。但令人遗憾的是，原有的历史地域的丰富性和变化性没有提供给小说书写者一个自由驰骋的舞台，反而让作者
迷途于空间叙事，整个小说的空间结构缺乏逻辑秩序而显得破碎零乱，主次、前后、轻重、衬映、深浅等应有区分度不够分明，时间叙事和空间叙事的统一性、有机
性没有获得精妙的体现。
水浒传内容：
一、鲁智深、林冲、武松等好汉上梁山前的个人经历；
二、宋江在发配途中与各路好汉的奇遇以及最终上梁山的经历；
三、宋江带领梁山进行的几场战役，招降一些好汉上梁山；
四、原首领晁盖去世后，宋江确立梁山首领地位以及大聚义的故事；
五、大聚义后与官军的战斗以及受招安；
六、受命征讨对宋朝构成威胁的辽国；
七、征讨田虎、王庆；
八、征讨江南的方腊并死伤2\3以上，全书在悲剧性且引人深思的氛围中结束。
水浒传主题：
《水浒》以它杰出的艺术描写手段，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过程的一些本质方面。
《水浒》的社会意义首先在于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及统治阶级的罪恶，说明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
《水浒》的艺术成就，突出表现于人物塑造上，全书至少出现了一二十个性鲜
明的典型形象，这些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水浒》之所以成为我国文学史上影响巨大的作品，不仅在于它思想内容的丰富，而且也由于它艺术的成
熟。《水浒》继承并发展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秀传统，而且把二者结合起来。
前70回表现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农民起义的酝酿、形成和发展过
程，深刻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小说把高俅“发迹”和徽宗宠信他的故事，放在故事的开端来写，以示“乱自上作”，体现了“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思想。
《水浒》在揭露贪官污吏的残暴腐败时，也歌颂梁山好汉的英雄气概。
《水浒传》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和腐朽，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反映了市民阶层的人生向往。故事情节曲折，语言生动有力，人物性格鲜明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但又鼓吹“忠义”，表现出作者的思想局限。
水浒传写作手法
《水浒》善于把人物置身于真实环境中，紧扣人物的身份、经历、遭遇，成功地塑造了李逵、鲁智深、林冲、武松等众多鲜明的英雄形象。
而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总是把人物置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以其行动和语言显示其性格特点。如在“劫法场石秀跳楼”一回，通过石秀几个异常敏捷动作的白描，把他当机立断、临危不惧的性格表现得入木三分。
在塑造人物时，作者既植根於现实，又把自己的爱憎感情熔铸在人物身上，如吴用的机智过人，李逵的赤胆忠心，以及对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13]
等夸张的描写，结合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写作手法。
《水浒》的情节生动曲折，大小事件都写得腾挪跌宕，引人入胜。有一些段落，集中了很多人物、精彩的场面，如“智取生辰纲”[14]
、“三打祝家庄”等。而每一组的情节又往往是人物的性格发展史，如“景阳冈打虎”、“斗杀西门庆”[15]
、“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等情节，使人不期然想起武松。
在塑造人物时，作者亦多用对比手法。如在武松斗杀西门庆的事件中，何九叔与郓哥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何九叔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处处预留退步，表现其世故机变而怯懦的性格；郓哥则好管闲事，反映其年轻好胜、幼稚天真而又抱打不平的态度。
《水浒》
的语言，以北方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故其语言特色，明快、洗练。如写鲁达三拳打死「镇关西」郑屠，第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
却便似开了个油酱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既通俗，又生动。《水浒》的语言生动准确，富有表现力。如写鲁智深打店小二时，“鲁达大怒，扎开
五指，去那店小二脸上只一掌……”用“大怒”和“一掌”还不足表现鲁达之愤怒，而用了一个“开”字，表现出其神韵。
《水浒》的艺术成就，最突出地显示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全书巨大的历史主题，主要是通过对起义英雄的歌颂和对他们斗争的描绘中具体表现出来的。因而英雄形象塑造的成功，是作品具有光辉艺术生命的重要因素。在《水浒》中，至少出现了一二十个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这些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在人物塑造方面，最大特点是作者善于把人物置身于真实的历史环境中，扣紧人物的身份、经历和遭遇来刻画他们的性格。
诚然，全书几乎没有什么具体的社会环境的介绍，但通过对各阶层人物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描绘，一幅北宋社会生活的图景便非常逼真、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以及受压迫人民“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的愿望，则是组成这幅历史图景的经纬。
书中的人物性格，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林冲、鲁达、杨志虽同是武艺高强的军官，但由于身分、经历和遭遇的不同，因而走上梁山的道路也很不一样，作者正是这样表现了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的。
禁军教头的
地位，优厚的待遇，美满的家庭，使林冲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安于现实，怯于反抗的性格，对统治阶级的逼害一再隐忍；同时这种经历，又使他结交了四方好汉，形
成了豪爽、耿直、不甘久居人下的品德。因此林冲的隐忍不同于逆来顺受。在他“忍”的性格中，蕴藏著“不能忍”的因素，聚集著复仇的怒火。
最后，他被逼上梁山，正是这种怒火的总爆发，是他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与林冲相比，鲁达并未遇到那样的不幸，但他在和统治阶级长期周旋中，看透了他们荒淫腐朽的本质，加之他一无牵挂的身世，形成了他酷爱自由，好打不平的性格。这种性格和当时黑暗的现实，存在著不可调和的矛盾。
因此，鲁达是向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挑战而主动地走上了反抗的道路。“三代将门之后”的杨志，走上梁山的道路更为曲折。“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是他的生活目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可以委曲求全。
失陷“花石纲”并没有动摇他追求“功名利禄”的意愿，高俅的排斥也未能把他从这条路上拉回来，在充军得到梁中书的青睐后，追求名利的欲望也更加炽烈了。
在比武场上的斗狠逞能，护送生辰纲时的兢兢业业，都充分表现了这一点。直到“生辰纲”被劫，不仅功名的道路被截断了，而且有落入牢狱的危险，他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上了梁山。
此外在对招安的不同态度上，来自社会底层的李逵等人是坚决反对的；封建文人出身的吴用主张有条件的招安；来自官军的绝大部分的将领则是殷切地盼望著招安。这种不同的态度，可以从他们各自的身分、经历中找到充分的根据。
水浒图片
(4张)
在人物塑造上，《水浒》总是把人物放在阶级斗争的激流中，甚至把人物置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以自己的行动、语言来显示他们的性格特征。
在“劫法场石秀跳楼”一回中这样描写：“楼上石秀只就一声和里，掣出腰刀在手，应声大叫：‘梁山泊好汉全夥在此！’……石秀楼上跳将下来，手举钢刀，杀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杀翻十数个；一只手拖住卢俊义投南便走。”
只此寥寥数笔，通过对石秀几个异常敏捷激活的白描，把他当机立断，临危不惧的性格表现得入木三分。作者巧妙地把人物的行动、语言和内心的复杂活动，紧紧地交融在一起，虽无静止的心理描写，却能准确、深刻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样以劫法场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扯住卢俊义便走。
在他被捕后大骂梁中书时，道出了梁山大军即将临城的形势，这才使梁中书不敢杀害他们。透过石秀果断的行动，机智的语言，又看到了他细微的内心活动。
小说中类似这样的精彩的描写是很多的，像当林冲抓住高衙内提拳要打而又未敢下落时的微妙心理，像宋江吟反诗时流露出的那种壮志未酬，满腔郁闷的心情，都是通过行动、语言来表现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并进一步深化了人物性格。[16]
《水浒》的版本可以分为繁本、简本两大系统：繁本描写比较细腻，在大聚义
以后为征辽、平方腊等情节；简本文简事繁，文字比较粗略，却比繁本多出平田虎、平王庆两大情节。简本曾在明清时的中下层读者中流行，但进入20世纪后迅速
没落，并成为版本演变史的研究材料；繁本系统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容与堂百回本和袁无涯120回本；简本系统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评林本（水浒志传评林）和刘兴我本。以上几种版本皆出版于明代后期。
此外又有明末清初人金圣叹据繁本（一般认为是根据120回本）删节、润色而成的70回，他将原一百回的第一回作为楔子，正文70回，所以这个70回的本也可以称为71回本。这个本子只到大聚义为止，然后让卢俊义做了一个108将全部被俘的噩梦。金圣叹本在客观上保留了《水浒》的精华部分，经他修改、润饰过的文字水平更高，得到了文人阶层的很大推崇，流传很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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