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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22 来源:网络 整理:游戏232(www.youxi232.com)

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将怎样“炼”成——社会组织权威专家...

民政部副部长顾朝曦出席会议并讲话。 顾朝曦副部长对专家们的建言献策予以充分肯定。他强调,党的十八大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绘出了蓝图,作出了部署,需要我们进一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政策研究与实践探索。尤其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下,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快速成长,如何更加有效管理社会组织、更好发挥社会组织功能作用,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大现实课题。他希望专家们结合国情、立足实际研究问题,为中国社会组织建设出谋划策、贡献智慧,为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社会组织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 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国社科院、北京市社科联、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等单位的14位社会组织领域的专家参加了座谈会。与会专家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如何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现就座谈会的内容综述如下: 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概念 针对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所提的“加快形成我国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这一新概念,专家们畅谈了各自的理解。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学部副主任马庆钰教授认为,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是中央为适应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要求而为社会建设提出的新目标。“社会组织体制”是一个相对于现有的公共权力体系和社会营利体系而提出的有关社会组织体系的角色定位和相关角色之间关系性质的概念。所谓“现代”是一个大致标准,就是要求我国在这个领域的建设要具有全球眼光和,重视并参考当下的国际经验。 在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看来,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内涵包括五个方面:一是现代社会组织的监管体制,包括登记、备案、监督等体制;二是现代社会组织的支持体制,包括社会组织的培育、孵化,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等;三是现代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互动体制,包括服务委托体制,政策倡导和政策之间互动体制,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对话协商、共同行动体制等;四是现代社会组织的治理体制,包括协同治理、共同治理以及社会组织内部的民主治理等;五是现代社会组织的运行体制,比如社会组织专业化、企业化、市场化的运行体制等。 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副教授则认为,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现代社会的组织体制;另一种解释是现代的社会组织体制。对于第一层解释,“社会的组织体制”说的是社会的组织化问题。也就是说,社会要组织化,避免社会由单个个体组成的碎片化。那么,为什么要组织化?它的优势在哪里?就是要提高利益群体对于利益诉求的表达能力,减少非理性的行为,促进个体的集体行动,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社会组织化是我们社会治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但它不等于社会管理网格化。对于第二层解释,也就是现代的社会组织的体制,其主要侧重于对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认识。 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提出,有着历史的线索,也有地方的探索作基础。在首都师范大学石国亮副教授看来,2007年,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在南京召开的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会议上就明确提出了“现代社会组织制度”这一观点;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是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李克强副总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学习十八大精神体会中又提出了“现代社会组织体系”这一概念。从制度到体制,再到体系,这期间体现了一种一脉相承的逻辑关联,而且它们共同构成了党和政府对于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系列体制、机制与制度安排。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贾西津副教授认为,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是一个有很大发展空间的提法。她结合广东很早提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社会组织体系的事例,提出广东在改革过程中将社会组织体制改革视为一种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延续和扩展。所谓市场机制,其特性是自发的、多元选择的、互惠的、自治性的。在社会领域,基于自发组织、多元选择、互惠受益、社会自治的原则,来发展社会组织体制,就是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延续;从现实可行性而言,这种方向定位也更可能借鉴市场经济的发展经验,包括政府管理市场的经验教训,促进社会改革的实现。 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内涵 对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中的“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理解,成为专家们讨论的重点。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王建军认为,建立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政社分开是前提、权责明确是基础、依法自治是方向,三者互相结合、不可或缺。政社分开就是政府要给社会组织让渡空间,向社会组织放权。一方面,政府要信任社会组织,尊重社会组织,让社会组织“接力”,给社会组织“松绑”,主动在人员、资产、办公场所等方面与社会组织分开,不直接干预社会组织运作。另一方面,要通过转移职能、技术支持、购买服务、税收优惠等方式,为社会组织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权责明确就是厘清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边界,实现职能归位。一方面,要树立“有限政府”意识,政府做应该做的事情,把属于社会的职责交给社会。另一方面,社会组织要去行政化,真正回归社会。登记管理部门、行业主管部门、政府职能部门要依法管理,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社会组织要按自身特点和规律运作。政府与社会组织不错位、不缺位、不越位。依法自治就是尊重社会组织的主体地位,激活社会自治功能。社会组织要在法律框架下,健全以章程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发展,成为独立的法人主体。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吴玉章认为,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这也是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目标。报告突出了法律的重要作用,其中提到“法治保障”,令人印象深刻。这里没有使用“法律”保障、没有使用“法制”保障,而是使用了“法治”保障,这是一种观念上的重大突破。 北京市社科联研究员马仲良认为,关于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基本内涵,首先是政社分开,它强调的就是要形成“第三板块”;权责明确,就是要明确政府的能力和职责是有边界的,重在宏观管理,重在对社会组织依法管理,重在扶持支持,逐步实现直接登记管理;而在微观领域,则要坚持社会组织独立自主地依法自治,更多的用协商民主的方式,推进社会组织内部的民主管理和外部的交往合作。 马庆钰认为,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这是今后社会组织建设的方向,其核心应当是政府职能管理部门和广大学者所不懈推动的“社会组织自治”,其路径是“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这里面政社分开的“政”,不仅是指狭隘意义上的行政权力系统,而且还包括了所有公共权力系统的“广义政府”,所以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党的系统,都要按照十八大所说“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要求来找准责任定位,减少越界干预,正确引导并与社会组织一道朝着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建设方向努力。 金锦萍认为,“政社分开”需要厘清政府和民间、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在组织机构上,社会组织要从职能、机构、工作人员、财务、人事上、财产关系等方面与政府及其部门分离。“权责明确”就是要明确政府责任与民间慈善的关系问题,该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就应该由政府来提供,这个问题是个大命题,这意味着我们的公共财政体系需要进行大的变革才可以实现。“依法自治”,事实上讲的是对政府公权力的限制。依法自治意味着肯定社会组织的自治权利和自我治理能力,赋予社会组织自我治理的空间。 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康晓强博士认为,政社分开的核心是正确厘清、科学定位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更加注重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权责明确的“权”,不仅指政府的公共“权力”,还指社会组织的社会“权利”。权责明确的核心在于:既要明确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对社会组织管理的权力空间和责任边界,也要明晰社会组织的权利范围与责任区间。依法自治的“法”,不仅包括国家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也包括社会组织依据法律法规制订的内部规章制度。依法自治的核心在于:社会组织在法律制度框架内拥有在决策、人事、财务、项目活动等方面的自主决定权,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 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重要意义 在王建军看来,党的十八大,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报告将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与社会管理体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社会管理机制并列起来,作为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四大重要目标,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需要认真学习、深入思考、明确思路、加快行动。 王名认为,建设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建立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这一提法把社会改革与社会建设的目标定位在三个方面:“好生活”、“好管理”、“好体制”,其中“好生活”是从人民的角度来说的,“好管理”是从五大格局的角度而言的,“好体制”则是从社会组织的发展角度来讲的。关于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建设的现实意义,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只有建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才能进一步推动政府改革、事业单位改革、社会组织改革和人民团体改革,才能真正地建成现代政府。第二,只有建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才能发育现代社会组织和社会组织的生态体系,才能真正落实依法自治,才能真正地建成现代社会,或者说才能重建现代社会。第三,只有建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才能在社会转型中推进执政党自身的改革发展,才能重建党和人民的鱼水关系。 石国亮着重从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角度谈了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重要意义。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社会组织管理的改革、创新,并从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推进国家战略实施的高度,在掌握改革力度和社会承受度的基础上,稳步推进社会组织管理改革。从曾经摸着石头过河,到后来逐渐放开规制,提出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管和培育,再到现在明确提出建立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这既反映出社会组织管理正在上升为一种顶层设计和总规划,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一种来自各方面的“倒逼”力量。 马仲良认为,党的十八大报告在论述社会体制改革方面,提出了四项改革目标,其中第三项改革是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这是社会体制改革是核心问题。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建立,有利于形成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大部门”互动合作良性循环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政府可以对经济、社会两大部门进行宏观管理,在市场领域,营利性的企业可以充当直接的主要的服务角色,而在非营利的公共服务领域,社会组织可以帮助政府提供各种直接的、微观的、多样化的公共服务。 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徐家良教授认为,构建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意义,不仅仅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社会意义和改革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在于它有经济意义和文化意义。社会组织中比较活跃的社会团体之一是行业协会商会,它们对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有积极作用。同时,强调公民性、公民权和公民的有序参与,重塑社会主义道德文化,这对现代化社会来说具有里程碑的价值。 康晓强认为,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这个新论断,表明对社会组织的管理理念和定位有了新取向:以政社分开为前提,以权责明确为基础,以依法自治为目标。这个新取向对有效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必将产生深刻影响。 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对策 构建“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与会专家主要从政府、社会组织两个方面,就如何更好地建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和技术性的建议。 王名认为,建设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三大前提,即政社分开、权责明确和社会自治。政社分开的核心是推进改革,其内涵是在继续推进政府改革的过程中,厘清政府职能的边界,把政府管不了、管不好、不该管的职能剥离开来,真正实现解放思想、创新体制,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让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参与到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及相应公共事务中来,建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共治的关系;权责明确的核心是实现转型,在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实现党政和社会组织关系的转型,建构登记管理机关及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与社会组织之间以服务为中心的权责明确的合作关系;依法自治的核心是社会重建,包括城乡基层社会、社会自组织体系、社会组织生态体系等方面的重建。他建议应当从现代国家建设的角度出发,把我国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建设置身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学习国外经验,形成中国特色;建议加快出台新的“三大条例”,同时尽快启动非营利组织法的起草和制订工作;建议中央能够研究出台《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指导意见》。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黄浩明研究员,就如何考虑国际化背景下社会组织体制改革的问题提出了建议。一是走出去,开展民间外交,提高我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影响力和国家的整体软实力;二是应当树立起一种全球化的意识,切实转变以往我们对于国际NPO、NGO组织的传统认识和偏见,对有益于中国社会组织成长的国际组织要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借鉴它们的先进管理做法和经验,为我所用。 吴玉章认为,我们要重点思考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有哪些。李克强副总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自己学习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体会中谈到,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要坚持政事分开、管办分开、事业和产业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它们为什么要分开,根据什么原则分开,通过何种途径实现分开,分开以后又应当如何建立何种制度,等等,都是值得深入思考与研讨的。他建议民政部组织力量深入研究如何落实李克强副总理提出的一系列“分开”。 石国亮建议,把建立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落到实处,当前尤其应抓好抓实以下几个重点:一是加强立法。当前,社会组织领域的法律法规相对滞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基本上都是程序法,而不是实体法,层次较低,在一些问题上规定不明确、规制不健全,经常出现“捉襟见肘”的状况,这就需要我们要加快推进这三个条例的修订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应加快推动《社会组织法》、《行业协会法》、《公益慈善法》等基本法律法规的制订,建构起一套属于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及制度体系。二是形成高层次的政策支持体系。现在民政部和财政部关于社会组织的文件比较多,而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相关文件相对较少,而且政策配套也不足。三是加大资金投入。从历史上看,社会组织的发展不是自力更生的,需要大量人财物的投入。过去,我国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建立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也需要国家给予足够的资金支持,并且要在政策上给予优惠。四是强化人才支撑。到目前为止,社会组织还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职业资格,这就制约了社会组织的专业化发展。做大做强社会组织,必须建立一支素质高、业务精、专业化、职业化的社会组织人才队伍。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余晖研究员认为,在广东深圳和北京中关村,都展开了一些有效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积累了丰硕的管理经验。对此,政府可以在总结已经经过实践检验的可行性经验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对“三大条例”进行修订,并固定下来,以更好地指导社会组织发展。 金锦萍重点谈了重新审视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设置问题,建议彻底将登记与社会组织的合法性分离,在实体法上承认非法人社团的合法性和法律地位。承认非法人社团的合法性,不仅意味着个体享有选择结社的组织形式的自由,还意味着判断社会组织合法性的标准从登记与否转为社会组织的行为合法与否,将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从“预防制”改为“追惩制”。 如何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目的,是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袁瑞军副教授认为,党的十八大报告为社会组织改革、发展及建设,开启了一个重要的政策机会窗口。针对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社会组织建设的论述,可总结为“一个关键词、两个重要方面”:一个关键词就是“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中的“现代”,两个方面即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和“有序”发展。要实现“现代”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须明确一个前提,“社会”何在。同时,她建议加强对社会建设及社会组织发展的战略问题的研究,尽快制定未来十年社会组织发展规划。 康晓强认为,“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这次十八大报告把“推动”改为“引导”,意义深刻。首先,这预示着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要从登记管理、培育发展、综合监管等方面采取多元路径协同推进,加快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社会组织管理体系。其次,更加重视对社会组织履行社会使命的监管。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增强其服务社会的功能。 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衡量指标应该是什么呢?在徐家良看来,社会组织健康有序指标涉及诸多的因素,比较重要的是指法人治理结构、能力建设、税收优惠、工资薪酬、信息公开、非营利属性、职业认证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其中职业认证显得特别重要,去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正在进行修订,今年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多次召集专家开会讨论,最后确定社会组织工作师、会员管理师、劝募师三个预选的职业。通过职业认证,使社会组织更具专业性和职业化,吸引优秀人才进入社会组织领域。我们可以把政府第一部门作为一个圈、企业第二部门作为一个圈、社会组织第三部门一个圈,三圈既有独立的部分,又有交叉互动的部分,在三圈交叉互动的同时,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独特作用,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建立起中国新型的现代社会。 就如何解决当前社会组织存在的诸多问题,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刘培峰教授提出了五点建议:一是营造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氛围;二是拓展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空间,培育社会的自主性、支持社会组织的自我发展,构建现代社会的组织支持体系;三是稳步出台行政指导措施,规范社会组织发展;四是落实税收政策,加大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力度;五是理性、理智对待政策创新。放弃围、追、堵、截以及挤压、分化、瓦解等做法。避免运动式的思维,政策不要摇摆。马庆钰也提出了五点建议:一、移除社会组织成立的制度障碍。二、限制公权组织与社会组织一体化。三、完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机制。四、建立多元评估的软约束体系。五、对违法违规依法监督和惩处。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郁建兴教授认为,当前,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关键在于政府必须建立完善对于各类社会主体的支持培育机制。具体而言,政府需要尽快建立健全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机制等培育发展机制,必须建立或完善公益创投基金等社会组织投入体制,保障资金来源渠道多元化,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针对社会组织制度变革中的挑战,贾西津认为,改革的阻力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来自于意识形态,另一个来自于利益阻力。意识形态的阻力需要开放的讨论;而利益阻力需要制度设计,以应对改革阻力背后的利益问题。 (廖鸿系民政部民间管理局副局长,李培晓系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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